工商時報【主筆室】
攸關850萬勞工權益的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於12月6日深夜在爭議聲中完成三讀，本次修正除落實勞工周休二日及國定假日全國一致外，勞工可享有更多休息日及特別休假。對此，蔡英文總統表示，勞基法修哪裡買居家照護床正是執政半年多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或許各方對通過的法案覺得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她相信這是這個階段最平衡的一個方案。
然而，若是從過去半年多以來，勞資政三方對於落實勞工周休二日所衍生七天國定假日、「一例一休」或「兩例」，以及「勞工特別休假」的爭議，導致修法拉鋸長達半年多，不但引發工鬥團體絕食抗議、衝撞立院甚至於追打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事件，而七大工商團體也全面退出所有勞資協商會議，這些發展一方面導致社會撕裂、企業與民眾無所適從，也充滿不安，二方面則讓人擔心在缺乏完善的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機制的情況下，蔡政府未來將繼續面對工資和勞動福利和經濟德國電動床發展的兩難困境，將更是台灣企業營運環境的隱憂，值得各界注意。
為了促進政府、雇主和勞工三方對於特定經濟利益、社會政策等議題的討論、對話、協商和談判，以建立勞資和諧關係，國際勞工組織鼓勵各國由勞資雙方自願召開或由政府協同勞資雙方進行社會對話。例如，德國全國層級的社會對話對於縮短工時、提高工資等勞動條件協商、職業訓練和就業安全政策的制定發揮影響力；而南韓於1998年在國際貨幣基金（IMF）要求下，設立了南韓三方（勞資政）委員會，做為提高勞動條件的對話平台，也有助於減少勞工抗爭；2007年更進一步更名為「經濟與社會發展委員會」，對於勞動政策及其經濟社會政策等的協商與推動發揮積極作用。
反觀台灣，雖然勞委會（勞動部前身）自2004年就開始著手規劃國內社會對話機制，並自2006年起試辦全國層次的社會對話，邀請全國性勞工團體、雇主團體、專家學者以圓桌會議方式就重大勞工政策及立法進行意見諮詢，同時對於基本工資和外勞政策的討論，也都邀請勞工與雇主團體組成相關委員會，進行討論。
然而，就此次七天國定假日和「一例一休」爭議觀察，由於台灣各政黨政治盤算凌駕社會對話共識，行政部門也缺乏政策對話的準備，導致各界難以對重大議題進行討論，是造成對立衝突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在下列幾方面：
第一，在2015年召開了35場座談會之後，勞資雙方同意將工時由雙周84小時縮減為單周40小時，但顧及國定假日的一致性，刪除7個只紀念不放假的國定紀念日，與軍公教一樣僅紀念不放假等「勞資對話共識」，使得勞動部修改《勞基法施行細則》37條。但遺憾的是，政黨輪替之後，不但國民黨昨是今非的推翻該社會對話共識，工鬥連線也咬住蔡英文總統曾在選前承諾「絕不砍假七天」，而持續升高抗爭力度，則讓對立的社會氛圍不斷升高醫院電動床。這對於強調「最會溝通的政府」的蔡總統，的確是一大警訊。
第二，一個有效的社會對話，端賴勞資雙方提出具體的論述和客觀佐證，並能在充足且必要的資訊前提下，進行對話和尋求妥協。然而，在一例一休立法過程中，我們只見行政部門為了撫平反對聲浪，不斷加碼，從一例一休加班費最高加發一又2/3倍，到增加資淺勞工的特休假，使得前五年特休假都優於公務員等，但是對於「一例一休」方案各項措施對於餐飲、旅遊、超商、客運和媒體等服務業營運的衝擊、勞動成本上升，以及對GDP、就業、消費和物價等總體經濟影響，並未提出客觀的模擬分析與影響評估，也讓勞資政三方呈現各說各話的分歧，即使強行過關，也難以得到各方的認同。
第三，一例一休爭議也凸顯出勞工團體的代表性問題，相對於工總、商總等七大工商團體對於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的共同意見，原本參與勞動部基本工資和外勞政策討論的勞工團體意見，似乎已經被工鬥連線所凌駕，也衍生其意見是否代表全國性勞工團體，以及850萬勞工權益的問題，在這樣勞動團體山頭林立、意見不一的紛亂局面下，若勞動部無法有效藉由建立正式的社會對話機制，而尋求整合，則未來在各項勞動條件和福利議題的討論時，將面對更多的社會對立與衝突，這將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憂。
總之，正如台北市美國商會《2016台灣白皮書》直言，台灣要有能用理性、開放態度討論問題的政治環境，建立類似「韓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委員會」的三方對話機制，以處理攸關勞工權益和產業發展的政策議題，讓勞資雙方在充分且對稱的資訊基礎上，進行各項公共政策議題的理性對話與共識建立，恐怕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事，值得政府積極規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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